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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溯:八世纪的唐朝与佛教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24-10-02 06:51)
文章正文

«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»

唐朝建立后,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。太宗(李世民)于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下诏说:“……今国家初定,人民未复其业,故为佛道以滋益之也。……朕以不能容道人之徒,久系于心。自今有道人之徒在官者,宜令自今以后不许复还道人之家。”可见太宗对佛教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。

贞观三年(公元629年)又下诏说:“自今以后道人之徒不得复道人家……”可见太宗对佛教的发展是很关心的。此外皇帝们也经常和僧侣们来往,如贞观四年(公元628年)有位官员上表说:“……今道人、僧、尼及游方道士皆有法号,常来京师……”

一、唐高宗的佛教政策

唐高宗李治,是太宗李世民的儿子,在位十一年,他虽不是一个好皇帝,但在历史上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,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。



唐高宗李治在位时,朝廷中有几位重要的大臣,其中之一便是李绩(657—683)。李绩是贞观年间著名的大将,在破东突厥及讨平薛延陀诸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。他以老病为由请求退休,并最终死于长安(今陕西西安)。他死后,朝廷曾下诏追赠其为“太尉”、“太师”等大官。

李绩于贞观十三年(639)去世,他是以一个功臣的身份死在了战场上的。可以说,李绩是与李世民并立的皇帝。李绩去世后,朝廷追赠其为太尉、太师、尚书令,谥曰“贞”;唐高宗追赠其为太尉、咸阳郡王(一作太原郡王)、上柱国等大官;并在其死后以太庙中的最高牌位——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之一。

李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,在唐朝之前的北周时便是朝廷中重要的人物。他曾经在北周时与宇文护不和而被杀,后来又在唐太宗李世民手下效力。李绩的军事才能在当时是可以说是无人能比的



在唐朝建立后不久,李绩就被朝廷任命为宰相,并被封为“韩国公”。后来他又以身体欠佳为由请求退休,并最终被唐高宗李治所采纳。唐高宗李治便任命他为左丞相、太子太师兼尚书令、秦国公等大官。

李绩之所以会受到唐高宗李治如此高规格的礼遇,是因为他对于当时佛教的态度是相当开明的。

二、玄奘取经与《大唐西域记》

大唐西域记》是玄奘法师取经的记录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是根据唐朝政府的官方记录整理而成,《大唐西域记》中也有不少玄奘取经的历史传说,但从书中可以看到玄奘的个人经历,并无佛教史中的传奇性。

玄奘是长安人,幼时家贫,为卖油郎。

十三岁时出家,因受佛教思想影响,他在长安大学读书。唐高宗永徽元年(650年),玄奘随高僧法显、鸠摩罗什西行取经,途经天竺时,因病于印度北部的曲女城停留。在此期间,他得到了天竺一些著名法师的指点。



贞观元年(627年)秋,玄奘结束在印度的学习回到长安。次年他开始在长安附近的长安大学讲授《法华经》《维摩经》《俱舍论》等经律。唐太宗曾问他:“你从天竺来,佛法从何而来?”玄奘答曰:“自天竺而来。”太宗说:“佛法流传至天竺之时,正是大唐时期。如今你从何处而来?”玄奘答曰:“自天竺而来。”

唐太宗的问话透露出几分疑虑和不安。他可能担心玄奘是一名间谍人员。但玄奘却坦然地回答说:“我是从长安来的僧人,所以才来这里讲经学。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做间谍人员。”唐太宗这才放下心来。

公元643年(贞观十九年)七月,唐太宗任命玄奘为三藏大法师。玄奘开始在长安讲授《大唐西域记》等佛教经书,同时也在长安、洛阳等地讲经授徒,收取门徒上千人。到了贞观二十一年(647年)冬,唐太宗任命玄奘为太子舍人、国子监司业、太常寺少卿,让他与太子一起居住在宫中的崇文门里。



三、武则天时期的佛教

武则天称帝后,她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她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首先重用酷吏,打击异己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承庆和周兴。

韦承庆是一个酷吏,他任吏部尚书,兼御史大夫。他治下的洛阳,在当时可谓天下之最,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。他常对百姓征收重税,弄得民怨沸腾,百姓都恨他。韦承庆对此很是头疼,却又无可奈何。

他后来任方州刺史,因为贪赃枉法而被贬官。朝廷又派他去做陇州刺史。陇州在今甘肃南部,当时正是吐蕃的地盘,羌人、氐人活动频繁,汉人很少到那里去做刺史。韦承庆到了那里后,便以“断支离”为政(支离指的是古代的刑罚之一),即用残酷的刑罚来对付那些犯了“支离”罪的人。从此百姓都很怕他,就像现在有了犯罪记录一样。



周兴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官员。他在唐高宗时为太子中允,武后时为太子洗马。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家庭,却能屡获升迁。武后在当上皇帝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吾昔为太子洗马时,尝与诸儒论政事;吾今为皇帝洗马时,又与诸儒论政事”(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七)。周兴本人不学无术而能得李后所赏识是很不容易的事;而他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晋升为宰相、封魏郡开国公、加左光禄大夫、左仆射等要职(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七),可见其才干的确不凡。

四、唐宣宗的尊佛与佛教复兴

唐宣宗李忱是唐朝后期的一位有作为的皇帝。他在位十三年,重视佛教,使唐朝出现了一个佛教复兴的高潮。

唐宣宗李忱同为唐宪宗长子,父亲去世后,他即在京师即位为帝。李忱即位后,以振兴佛教为己任,除继续推行佛教徒的政治地位外,还于大历五年(772)下诏立《大唐中兴颂》碑。宣宗还曾亲自撰写《大唐中兴颂》,以歌颂唐朝国运昌盛、社会安定的局面。《大唐中兴颂》以“一德”、“二圣”、“三王”、“四夷”为赞文内容。

李忱即位后不久,就宣布停止对佛教的打击和破坏活动,并陆续将《大云经》等佛经归还给僧众。李忱还下令在长安建大云寺、法门寺等寺院;并允许僧侣可以在京城和各地建立私人寺院,有度牒的可以在寺院出家。由于李忱的这些措施,佛教寺院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。



但不久他就发现了佛教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

首先是寺庙过多,僧尼过多,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

其次是僧尼信众的宗教观念淡漠和信仰混乱。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,李忱决定实行两个办法:



一是实行“度牒”制度。凡僧尼必须持有度牒才能出家为僧

二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僧官进行管理

由于李忱在即位之初就下诏要求僧尼必须持度牒才能出家,使一些僧尼得不到度牒而被迫还俗。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增加了沉重的负担。宣宗还亲自撰写《大唐中兴颂》碑,宣扬佛教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,并以此作为整顿吏治、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。



五、晚唐的佛学大师

晚唐佛教的复兴,是在唐宣宗晚年。晚唐以王建为代表,他的佛学思想,可以说是集中国佛学之大成。王建出生于公元815年,卒于公元913年,活了七十七岁。他早年曾出家为僧,在长安崇福寺出家。因为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,所以在长安非常受欢迎,曾经被唐宣宗召为国师。

王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,他对当时的佛教思想有很大的批判。他认为佛教之思想与中国的伦理道德相冲突,佛教是一种“末法”之教,不能被用于国家治理。王建曾经著有《太古遗音》《中论疏钞》等书,这些书都是阐述他的“末法”论思想的。他认为“末法”是一种世道衰微之时产生的社会现象,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。这个原因就是“俗人”们不肯信仰佛教、不肯讲经、不肯受戒等等。

王建还认为佛教与“天人”之间是矛盾的关系,这就是他认为“天人”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。他提出了“人天”合一的理论。他认为人天合一的境界中是没有痛苦存在的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,那就是痛苦、烦恼和死亡。人天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,但是它只是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理想境界,人天合一并不能使人们脱离痛苦、烦恼和死亡。



王建又说:“夫佛法者,所以救人之性命也,虽于病苦水火之中得之者也;然犹有所恐而有所虑也。”所以王建说:“佛法者,所以救生死之性命也。”他认为佛教就是一种帮助人们摆脱生死的痛苦、烦恼和死亡的理论,这就是“末法”论思想。

王建还提出了一个“真常应物”的思想,他认为“真常应物”是一种不会变的现象。他说:“法界体用,唯此不变。”就是说在佛性之外,还有一种佛性,这种佛性不会变化;王建认为佛性是不会变的,所以佛性就是不变的。

王建对当时的佛教思想有很大的影响,他还提出了“真常应物”思想。他认为宇宙中本来就存在着真常应物,人与宇宙本是一体。所以人也可以达到“真常应物”的境界,就是达到了“真常应物”的境界。



作者观点:

王建的思想对唐宣宗有很大的影响,宣宗曾经下诏对王建的思想进行表彰,并下诏为其修建崇福寺。后来唐宣宗又赐给王建御书“大明寺”的匾额。

晚唐还有一个佛学大师,叫神秀,他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僧人。

神秀曾经师从一个名叫慧可的高僧,但是慧可并不喜欢他,慧可就离开了他。神秀又去跟随窥基大师,是当时著名的高僧,他在五世纪时曾经写过一本《坛经》。神秀在五世纪时到过长安,后来又到过洛阳、长安等地。



神秀有两个徒弟,一个叫智顗,一个叫慧寂。神秀曾拜智顗为师,但是智顗却不喜欢神秀的思想。智顗曾写过一篇《般若经》的论文,这篇文章是谈到《般若经》中的“明心见性”和“明心不见性”两个概念的。

智顗说:“明心见性”就是指人们通过自己内心中的无意识来认识宇宙万物的本性。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。

慧寂曾经拜过一个叫玄应和尚为师,玄应和尚在五世纪时到过长安,他是慧寂最早的老师。但是慧寂不喜欢玄应和尚,因为玄应和尚思想太过保守和封闭。所以慧寂就离开了玄应和尚。



慧寂在唐朝时还写过一首诗《春日感怀》,这首诗中提到了“春”和“华”两个字。

参考文献:

1.《中论疏钞》卷十七

2.《法苑珠林》卷一

3.《僧史略》卷下

4.《续高僧传》卷八

5.《全唐诗》卷八〇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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