«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»
唐朝建立后，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。太宗（李世民）于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下诏说：“……今国家初定，人民未复其业，故为佛道以滋益之也。……朕以不能容道人之徒，久系于心。自今有道人之徒在官者，宜令自今以后不许复还道人之家。”可见太宗对佛教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。
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又下诏说：“自今以后道人之徒不得复道人家……”可见太宗对佛教的发展是很关心的。此外皇帝们也经常和僧侣们来往，如贞观四年（公元628年）有位官员上表说：“……今道人、僧、尼及游方道士皆有法号，常来京师……”
一、唐高宗的佛教政策
唐高宗李治，是太宗李世民的儿子，在位十一年，他虽不是一个好皇帝，但在历史上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，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。
唐高宗李治在位时，朝廷中有几位重要的大臣，其中之一便是李绩（657—683）。李绩是贞观年间著名的大将，在破东突厥及讨平薛延陀诸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。他以老病为由请求退休，并最终死于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。他死后，朝廷曾下诏追赠其为“太尉”、“太师”等大官。
李绩于贞观十三年（639）去世，他是以一个功臣的身份死在了战场上的。可以说，李绩是与李世民并立的皇帝。李绩去世后，朝廷追赠其为太尉、太师、尚书令，谥曰“贞”；唐高宗追赠其为太尉、咸阳郡王（一作太原郡王）、上柱国等大官；并在其死后以太庙中的最高牌位——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之一。
李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，在唐朝之前的北周时便是朝廷中重要的人物。他曾经在北周时与宇文护不和而被杀，后来又在唐太宗李世民手下效力。李绩的军事才能在当时是可以说是无人能比的。
在唐朝建立后不久，李绩就被朝廷任命为宰相，并被封为“韩国公”。后来他又以身体欠佳为由请求退休，并最终被唐高宗李治所采纳。唐高宗李治便任命他为左丞相、太子太师兼尚书令、秦国公等大官。
李绩之所以会受到唐高宗李治如此高规格的礼遇，是因为他对于当时佛教的态度是相当开明的。
二、玄奘取经与《大唐西域记》
《大唐西域记》是玄奘法师取经的记录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是根据唐朝政府的官方记录整理而成，《大唐西域记》中也有不少玄奘取经的历史传说，但从书中可以看到玄奘的个人经历，并无佛教史中的传奇性。
玄奘是长安人，幼时家贫，为卖油郎。
十三岁时出家，因受佛教思想影响，他在长安大学读书。唐高宗永徽元年（650年），玄奘随高僧法显、鸠摩罗什西行取经，途经天竺时，因病于印度北部的曲女城停留。在此期间，他得到了天竺一些著名法师的指点。
贞观元年（627年）秋，玄奘结束在印度的学习回到长安。次年他开始在长安附近的长安大学讲授《法华经》《维摩经》《俱舍论》等经律。唐太宗曾问他：“你从天竺来，佛法从何而来？”玄奘答曰：“自天竺而来。”太宗说：“佛法流传至天竺之时，正是大唐时期。如今你从何处而来？”玄奘答曰：“自天竺而来。”
唐太宗的问话透露出几分疑虑和不安。他可能担心玄奘是一名间谍人员。但玄奘却坦然地回答说：“我是从长安来的僧人，所以才来这里讲经学。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做间谍人员。”唐太宗这才放下心来。
公元643年（贞观十九年）七月，唐太宗任命玄奘为三藏大法师。玄奘开始在长安讲授《大唐西域记》等佛教经书，同时也在长安、洛阳等地讲经授徒，收取门徒上千人。到了贞观二十一年（647年）冬，唐太宗任命玄奘为太子舍人、国子监司业、太常寺少卿，让他与太子一起居住在宫中的崇文门里。
三、武则天时期的佛教
武则天称帝后，她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她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首先重用酷吏，打击异己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承庆和周兴。
韦承庆是一个酷吏，他任吏部尚书，兼御史大夫。他治下的洛阳，在当时可谓天下之最，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。他常对百姓征收重税，弄得民怨沸腾，百姓都恨他。韦承庆对此很是头疼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他后来任方州刺史，因为贪赃枉法而被贬官。朝廷又派他去做陇州刺史。陇州在今甘肃南部，当时正是吐蕃的地盘，羌人、氐人活动频繁，汉人很少到那里去做刺史。韦承庆到了那里后，便以“断支离”为政（支离指的是古代的刑罚之一），即用残酷的刑罚来对付那些犯了“支离”罪的人。从此百姓都很怕他，就像现在有了犯罪记录一样。
周兴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官员。他在唐高宗时为太子中允，武后时为太子洗马。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家庭，却能屡获升迁。武后在当上皇帝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吾昔为太子洗马时，尝与诸儒论政事；吾今为皇帝洗马时，又与诸儒论政事”（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七）。周兴本人不学无术而能得李后所赏识是很不容易的事；而他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晋升为宰相、封魏郡开国公、加左光禄大夫、左仆射等要职（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七），可见其才干的确不凡。
四、唐宣宗的尊佛与佛教复兴
唐宣宗李忱是唐朝后期的一位有作为的皇帝。他在位十三年，重视佛教，使唐朝出现了一个佛教复兴的高潮。
唐宣宗李忱同为唐宪宗长子，父亲去世后，他即在京师即位为帝。李忱即位后，以振兴佛教为己任，除继续推行佛教徒的政治地位外，还于大历五年（772）下诏立《大唐中兴颂》碑。宣宗还曾亲自撰写《大唐中兴颂》，以歌颂唐朝国运昌盛、社会安定的局面。《大唐中兴颂》以“一德”、“二圣”、“三王”、“四夷”为赞文内容。
李忱即位后不久，就宣布停止对佛教的打击和破坏活动，并陆续将《大云经》等佛经归还给僧众。李忱还下令在长安建大云寺、法门寺等寺院；并允许僧侣可以在京城和各地建立私人寺院，有度牒的可以在寺院出家。由于李忱的这些措施，佛教寺院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。
但不久他就发现了佛教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：
首先是寺庙过多，僧尼过多，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；
其次是僧尼信众的宗教观念淡漠和信仰混乱。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，李忱决定实行两个办法：
一是实行“度牒”制度。凡僧尼必须持有度牒才能出家为僧；
二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僧官进行管理。
由于李忱在即位之初就下诏要求僧尼必须持度牒才能出家，使一些僧尼得不到度牒而被迫还俗。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增加了沉重的负担。宣宗还亲自撰写《大唐中兴颂》碑，宣扬佛教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，并以此作为整顿吏治、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。
五、晚唐的佛学大师
晚唐佛教的复兴，是在唐宣宗晚年。晚唐以王建为代表，他的佛学思想，可以说是集中国佛学之大成。王建出生于公元815年，卒于公元913年，活了七十七岁。他早年曾出家为僧，在长安崇福寺出家。因为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，所以在长安非常受欢迎，曾经被唐宣宗召为国师。
王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，他对当时的佛教思想有很大的批判。他认为佛教之思想与中国的伦理道德相冲突，佛教是一种“末法”之教，不能被用于国家治理。王建曾经著有《太古遗音》《中论疏钞》等书，这些书都是阐述他的“末法”论思想的。他认为“末法”是一种世道衰微之时产生的社会现象，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。这个原因就是“俗人”们不肯信仰佛教、不肯讲经、不肯受戒等等。
王建还认为佛教与“天人”之间是矛盾的关系，这就是他认为“天人”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。他提出了“人天”合一的理论。他认为人天合一的境界中是没有痛苦存在的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，那就是痛苦、烦恼和死亡。人天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，但是它只是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理想境界，人天合一并不能使人们脱离痛苦、烦恼和死亡。
王建又说：“夫佛法者，所以救人之性命也，虽于病苦水火之中得之者也；然犹有所恐而有所虑也。”所以王建说：“佛法者，所以救生死之性命也。”他认为佛教就是一种帮助人们摆脱生死的痛苦、烦恼和死亡的理论，这就是“末法”论思想。
王建还提出了一个“真常应物”的思想，他认为“真常应物”是一种不会变的现象。他说：“法界体用，唯此不变。”就是说在佛性之外，还有一种佛性，这种佛性不会变化；王建认为佛性是不会变的，所以佛性就是不变的。
王建对当时的佛教思想有很大的影响，他还提出了“真常应物”思想。他认为宇宙中本来就存在着真常应物，人与宇宙本是一体。所以人也可以达到“真常应物”的境界，就是达到了“真常应物”的境界。
作者观点：
王建的思想对唐宣宗有很大的影响，宣宗曾经下诏对王建的思想进行表彰，并下诏为其修建崇福寺。后来唐宣宗又赐给王建御书“大明寺”的匾额。
晚唐还有一个佛学大师，叫神秀，他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僧人。
神秀曾经师从一个名叫慧可的高僧，但是慧可并不喜欢他，慧可就离开了他。神秀又去跟随窥基大师，是当时著名的高僧，他在五世纪时曾经写过一本《坛经》。神秀在五世纪时到过长安，后来又到过洛阳、长安等地。
神秀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智顗，一个叫慧寂。神秀曾拜智顗为师，但是智顗却不喜欢神秀的思想。智顗曾写过一篇《般若经》的论文，这篇文章是谈到《般若经》中的“明心见性”和“明心不见性”两个概念的。
智顗说：“明心见性”就是指人们通过自己内心中的无意识来认识宇宙万物的本性。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。
慧寂曾经拜过一个叫玄应和尚为师，玄应和尚在五世纪时到过长安，他是慧寂最早的老师。但是慧寂不喜欢玄应和尚，因为玄应和尚思想太过保守和封闭。所以慧寂就离开了玄应和尚。
慧寂在唐朝时还写过一首诗《春日感怀》，这首诗中提到了“春”和“华”两个字。
参考文献：
1.《中论疏钞》卷十七
2.《法苑珠林》卷一
3.《僧史略》卷下
4.《续高僧传》卷八
5.《全唐诗》卷八〇五
